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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缘

发布日期:2019-08-05 13:51   来源:未知   阅读:

  五四运动,一个由新文化运动酝酿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

  应该看到,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日后风起云涌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举起“民主”“科学”的大纛,批判传统,创建新文化。在高张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义旗后,先进知识分子以俄国革命为契机、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成功领导并策划了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我们说,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运动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做了思想铺垫和启蒙准备,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延伸和继续。如同彭明所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又推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彭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255页)不过,五四后的文化运动已经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

  1919年5月开始编辑并于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介绍,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后,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各种角度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起,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时期尽管带有鲜明的“学说”色彩,但一个指导性的“主义”跃跃欲试。意媒:佩罗蒂可能冬季离开罗马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早发起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后逐步扩大规模。在蔡元培的帮助下,“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作为活动场所,李大钊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小室)”,“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并且还设立了一个包含英文、德文与法文三个小组的翻译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9页)。10月,成立北京小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具有初步思想的先进青年很快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一枝独秀之后,已经有了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呼之欲出。

  1919年6月被捕的陈独秀于当年9月出狱,虽然《每周评论》在8月底已被查封,但此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众多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的诗中写道:“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李大钊所言不虚,五四运动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创办报刊杂志,“仅在一年之间就达到四百种之多,其分布地域之广也是空前的”(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页)。正如冰心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冰心:《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这些刊物大都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并且几乎每一种刊物背后都有一个社团,比如恽代英在武汉组织利群书社,出版《互助》等刊物;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等等。

  而这位已经萌生政党意识的五四运动“总司令”(语)获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新青年》为中心,重整旗鼓。1919年12月1日发表《本志宣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1920年初,陈独秀前往上海。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胡适口述自传》,第186页)。5月,《新青年》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面著文撰述,各占大量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工人运动。这是《新青年》加速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枢纽。随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小组先后成立。9月1日,新青年社成立,机关刊物的倾向已露出雏形。1920年秋,陈独秀除邀请陈望道入社外,还相继邀请沈雁冰、李达、李汉俊加入。对此,胡适直言不讳地表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67333开奖现场直播开奖结果论坛,”(《附:(二)胡适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也深深震撼了陈独秀,1920年4月,他在中国公学的演讲中,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陈独秀最近之演说》,《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第3张第1版)。这与李大钊所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晨报》,1921年5月4日,第3版)异曲同工。鉴于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彰显的伟大力量,早期者看到了依靠工农群众“直接行动”的可能,李大钊等人开始高呼“劳工神圣”,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久,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引导下,新一代知识分子从书斋中纷纷走出,在一批具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带领下,进工厂、下农村,开始走与工农大众为伍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个领导工农“直接行动”的新的组织形式也将闪亮登场。

  从文化运动到社会运动,从“学说”到“主义”,五四运动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经历了光荣与梦想的追逐。近代以来,正是文化的酝酿、政治文化的锻造以及新型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频频招引,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收获。而在这所有的收获中,又以五四运动的成果最为丰硕。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五四运动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助推下,催生并运作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20世纪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18ZDA201)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18ZDA2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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